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，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、教化等方式，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，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，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汉室鼎立之初，对于南越，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‘外蛮’，还是‘内贼’。

        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，以及关东异姓诸侯、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，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，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，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，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（主要是陆贾）来劝说赵佗去帝号，接受汉室‘汉南越王’的册封。

        而长沙王吴氏一脉，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，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。

        ——南越王赵佗，终不过是王，汉天子刘邦，那可是天子！

        至于你百越之民，人均自诩‘勾践后裔’，但我长沙国的王，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！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一来，借着‘帝-王’‘自诩后裔-真的后裔’的对比，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，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，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，都无法跨越岭南，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。

        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‘绝嗣’，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，也是十分微妙——刚好是文-景之交，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，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的时间点。

        从这个角度上而言，吴氏一脉成功在‘长沙王’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，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，需要借吴氏‘夫差之后’的血脉，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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